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以后，历一千五百余年，直到明代，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任务。其间虽因政治上的原因，曾经出现过时通时绝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丝绸之路是在持续着、发展着、完善着，直到后来海道代替它为止。
公元一世纪初，王莽篡夺刘氏政权后，一反西汉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优待政策，加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破坏了中央政府与匈奴和西域各地的关系。公元9年，王莽下令更换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和西域各地首领的印绶。换发的新印，取掉了西汉的国号，代以王莽国号“新”，把西汉时对西域各地首领.封的“王”，改为“侯”，把汉代给匈奴单于授予的“玺”，改为“印”，无故贬低各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西域和匈奴各级官员的不满。
王莽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不仅不设法予以缓和，反而采取粗暴的镇压措施，并在各少数民族首领间进行挑拨离间。公元10年，王莽派出大兵，分十二路进攻匈奴，又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匈奴地区设立了十五个单于，使他们不相统属，彼此对立，以削弱匈奴的势力。王莽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匈奴的更大反抗。
匈奴首领说：“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遂派出部队反，击王莽的征讨。自汉宣帝以来，北部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富庶，牛马遍野，而在王莽篡汉以后的数十年间，人民流离，耕牧皆废。匈奴的背离，直接影响到西域地区的安宁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域各地本与匈奴有密切的关系，王莽贬抑西域各地首领，讨伐匈奴，引起西域各地的反对，匈奴乘机侵扰，欲图控制西域，阻隔丝道。在王莽讨伐匈奴时，丝路上的重要地区车师后王及其展下，与匈奴联合，共同对付莽军，使通过车师地区的丝路受阻。而且戊己校尉属下的陈良、终带等官员，也因不满王莽篡位，率部投奔匈奴。
公元13年，西域焉耆地区的首领起兵反对王莽，杀西域都护但钦，西域各地先后响应。接着河西、陇东地区的地方官员也都纷起反对王莽政权，长安以西交通中断，西域地区再次为匈奴所控制，丝绸之路完全中断。
王莽政权加剧了西汉末年的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下，代表豪强地主势力的皇族后裔刘秀，篡夺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于公元25年建立起东汉政权。在东汉政权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丝绸之路几次通而复绝。对这种情况，史称丝路的“三通三绝”。
东汉初，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东汉政权建立后不久，就归属东汉政府。而北匈奴当时控制着西域大部分地区，与东汉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丝绸之路仍处于被阻隔的状态。在西域诸国中，位于丝路孔道的莎车，在西汉时期，受内地影响就很深，其典章制度多参用汉制。西汉末，莎车王延临终时还一再嘱咐其子孙要“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延死后，其子康继莎车王位。东汉初，在中原混乱，匈奴侵扰，丝路中断的情况下，他.团结、联合南疆一些地区，抗拒匈奴的侵扰，收容和保护西域都护所属各级官员士兵及其家属，并向当时割据河西的窦融致书，询问中原地区的情况，希望早日恢复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和交通。当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在政治上归附于东汉，并被任命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他以东汉政府名义，册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授命他统辖西域各地。
这个任命在西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域许多地方都希望东汉政府及早重新建立对两域的管辖机构，他们把东汉政府任命康为西域大都尉，看作是摆脱匈奴控制的大好时机，都积极支持这一任命，愿意听命于康。西域许多地区遂以莎车为中心统一起来，并初步沟通了西域各地与河西一带的联系。
汉光武中期，西域许多地区渴望进一步恢复与中原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联系，曾多次派人到洛阳，请求东汉政府给西域派遣都护，开通丝绸之路。但因东汉政府忙于平定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在汉光武在位期间，始终未能打通与西域的直接联系。
汉明帝即位以后，东汉政治形势逐渐稳定，南北匈奴进一步分裂，而且从东汉初几十年的经验中看出：中原政府若不控制西域地区，匈奴就会乘虚而入，控制西域，进而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侵扰河西和当时已归附东汉的南匈奴。
公元73年，明帝派窦固、耿忠等率河西兵和卢水羌胡一万二千余人，从河西进入今巴里坤、哈密一带，赶走了匈奴派驻西域的呼衍王及其属部，在哈密地区设置宜禾都尉，派部队在这里进行屯田，以阻止匈奴南下。
与此同时，又派班超先后到部善、于阗、疏勒等地，帮助西域各地驱逐了匈奴的监护者，东汉政府遂又在西域设立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西域诸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了恢复，被阻隔了多年的丝绸交通又恢复起来。这就是所谓“一通”。在东汉“一通”丝绸之路的活动中，由于班超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东汉政府在丝路开通之后，以军司马的官衔派他到于阗。
疏勒等地，坐镇丝路要道。但是不久，焉耆、龟兹等地首领在匈奴贵族的支持和怂恿下，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抢掠西域其他地区，丝路安全又受到很大威胁。东汉政府看到这种形势，怕负担不起大量的军费开支，便准备停闭刚刚开通的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命令当时坚守在疏勒地区的班超撤回中原。
这个命令违背了西域大多数地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当班超准备返回洛阳时，沿途各地都要求东汉政府收回成命，极力挽留班超。疏勒都尉黎拿看到劝阻无效，竟以死劝留，自刎于班超面前。班超行至于阗时，于阗王侯以下都啼泣号哭，挡住班超等的坐骑，要求他们留下。
公元91年，东汉政府再次正式恢复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吏的设置，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班超驻守于丝路要冲龟兹它乾城，徐干屯驻于丝路另一要冲疏勒，东西交往的大干线又一次畅通无阻。这就是东汉时期丝路的“二通”。
东汉“二通”丝绸之路，完全是班超的功劳。班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人，是东汉史学家班彪的次子。班彪曾当过一任县令，后来著有《史记后传》六十余篇，他死后，长子班固仍从事修史工作，后来奉汉明帝的诏令，在班彪所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成了《汉书》。班超的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她的夫家姓曹，所以当时人们又称她为曹大家。
班超自幼害欢博览群书，很有才辩。其父死后，家道中寰，公元62年，他哥哥被召进洛阳作校书郎，他随同母亲也到了洛阳，因为家贫，只好替官府抄写糊口。他在贫寒中就曾立志要学张骞等人，立功于边疆，献身于祖国的边防事业。
班超也很有胆略。一次他哥哥班固因在家编修《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被逮捕入狱。班超立即赶赴洛阳向皇帝上书伸诉，竟得汉明帝召见，班固不仅得以免罪，而且被召到洛阳当了小官吏。以后班超也被任用为兰台令史（一种秘书官）。
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出兵西域，受到窦固的尝识。以后窦固命他和郭恂等出使都善。到部善后，他们起初受到都善王的热情接待。过了几天，都善王突然对他们冷淡起来。班超估计，肯定有匈奴使者到这里来，一打听，果然不出所料。他立即召来他的三十六个随从，提出斩杀匈奴使者，以安定都善的计划。三十六个随从在他的激励下，决心听从他的指挥。入夜，班超率三十六人，纵火鸣鼓，突入匈奴营，斩杀匈奴使者，然后召来部善王，晓以利害，使之断绝了与匈奴的联系。
以后他率领这三十六人先后平定了于阗、疏勒等地。班超四十岁时出使西域，在西域二十九年，“踰葱岭，迄县度（葱岭西南部——引者）”，特别是自西域都护陈睦被杀害之后，他不顾东汉政府要他撤出西域的错误决定，依靠当地人民，“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西域诸地“莫不宾从”。公元93年（和帝永元五年），班超还曾派遣他的一位属官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条支（约在今伊拉克境内），到达地中海东岸。
甘英本想渡海西去，因当地人说：海域辽阔，顺风航行三个月可达彼岸，有时需两年，而且风险浪大，前途莫测，于是甘英未渡海而返。他记载了沿途所经地方的风土人情，但可惜这些著作均未能保存下来。班超的后半生，为进一步开通和巩固丝绸之路，为加强中原与西域，外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公元年，在他近七十岁时向汉和帝上书说：“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指印绶——者）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但是他考虑到让位于贤者，安抚于未来，仍然提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公元年，汉和帝调他回洛阳，任命他为射声校尉，当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当年逝世于洛阳。
公元年（安帝永初元年），即班超返回洛阳后的第五年，东汉政府内一部分老朽懦弱的大臣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不已，”汉安帝竟听信这些言论，下令撤消了西域都护，匈奴遂乘机南下，占据西域，而且由于河西、陇西一带的羌人反抗当地官吏的强征暴敛，掀起反对东汉政府的斗争，使东汉政府对陇山以西都失去了控制，丝绸之路再一次中断。
自东汉政府撤消西域都护后，匈奴经常利用西域人力物力骚扰河西一带。公元年（安帝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为了抵御匈奴的侵袭，奏请东汉政府批准，派长史敦煌人索班率千人屯驻伊吾。东汉部队在西域地区的再度出现，立即受到西域许多地区的欢迎。车师前王和部善王等，相继听命于索班，丝路又有复通的希望。
但是，匈奴为了隔绝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竟发大兵攻击车师前王，袭杀了索班，都善王处境危急，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即向东汉政府建议，派兵出击匈奴，重新恢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但东汉政府中一部分大臣极力反对，竟有人主张“闭玉门关，绝西域”。
当时执政的邓太后闻听班勇和他父亲班超一样，有志于开发边骚，遂召班勇到皇宫讨论边疆问题。班勇针对一些公卿主张放弃西域的谬论，向邓太后进谏：西域与河西唇齿相依，控制西域，才能有河西的安全。而且，西域各地对匈奴的统治早就不满，“思乐事汉，其路无从”。他主张东汉政府应以敦煌为基地，设置护西域副校尉，负责与西域各地恢复联系的事。
班勇的奏议得到了邓太后等的采纳。公元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驻于柳中（鲁克沁）。以后他组织和统领酇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地的部队，把占据吐鲁番一带的匈奴赶走，丝绸之路第三次开通。
东汉时期，虽然由于北部匈奴贵族不时占据西域，西域各地也时相争斗﹔再加河西、陇右羌氐经常阻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使丝路发生过几次严重阻塞，但总的来说，随着中原地区与西域政治联系的加强，丝路仍是一派兴旺景象，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正是这种繁荣兴旺的最好说明。
丝路要道上的都善、车师、莎车、龟兹、于阗等地的首领，在东汉初年丝路未通时，“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在丝路恢复后，共同抵御匈奴侵袭，维护丝路安全，对东汉时期丝路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汉政府对丝路交通的管理也较为重视，它继承西汉时期的一些作法，在丝路要冲设置邮亭，修筑道路，布置烽燧，设立关卡以稽查行旅，有力地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在今拜城县东北喀拉达格山麓的岩壁上，刻有一篇“刘平国治关城诵”。
这篇诵文刻于东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年），是记载当时西域官员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孟伯山等六位汉人在这里修凿山道，设立关卡的事。诵文中提到，刘平国还主管凿建了东边的乌垒关城。设置这种关卡，就是当时稽查行旅，保证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
结语
东汉也在河西直至西域的广大地区大亦屯田，以供应军需和行旅，车师前、后部，伊吾等地都是东汉屯田之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地区，还设有专管屯田事务的“司禾府”。“司禾府”的印章，曾在这里的遗址中发现。
参考文献：
《后汉书》
《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