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出塞》中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朝是边塞诗的黄金时代，唐以前中国的边塞诗不过才区区两百余首，但在整个唐代却诞生了高达两千余首的边塞诗。可奇怪的问题在于：唐代时期边疆地区虽时有骚乱但总体稳定，并没有像汉朝一样面临匈奴，明朝面临女真一样的军事压力和威胁，为何独独在唐朝却诞生了数量如此惊人的边塞诗歌呢？
虽然在唐以前也有边塞诗，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蔡琰《胡笳十八拍》、《悲愤诗》、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徐陵《关山月》等等诸如此类，而且从汉魏到隋朝之间，中国历史上更是存在着一段极为混乱的动荡历史，按理来说，汉魏、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是培养边塞诗的最佳温床，如何到了唐朝时才呈现井喷式的现象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唐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刺激大量文人积极参军，希求在塞外建功立业，从而掀起了一股从军热，而这些边塞诗人在经历了军旅生涯漫游塞外后，进而创造出了大规模的边塞诗。
边塞诗：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
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创建，当时北朝的军事特点是鲜卑人当兵，汉人负责务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限制汉人力量的一种政策，所以当时当兵成为了鲜卑人的特权。府兵制发展到北周时期，由于北周当时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北齐，加上北魏的分裂，导致北周国内兵源稀缺。
于是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被打破，汉人于是也可以去当兵了。府兵制一直沿用到唐朝，但是在唐朝时期这一制度出现了问题。第一是按照府兵制的规定，府兵们需要自备武器，朝廷只负责提供铠甲，这些府兵们平时没有战事的时候就务农（免除赋税），遇到战事就上马为兵。所以府兵制很大程度上为唐朝节约了一大笔财政支出，但是却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其二，府兵们按照时间约定，每个军府都需要出兵到京城承担卫戍任务，去的路费也是府兵们自己承担。本来这些人期限一满就各自打道回府，但是唐太宗以后，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府兵们经常被扣留下来延长卫戍时间，京城里的达官贵族又把他们借去当私人护卫。
于是到了唐玄宗时，人们逃避征兵的现象很严重，以至于发展到最后根本抽调不出府兵。在这种情况下，府兵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开始按照一定的标准在各国招募强壮的士兵，国家供给武器和物资，从此兵农分离，士兵专心打仗，农民专心种地。
边塞诗：募兵制下文人们的从军热
募兵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兵源，解放了生产力，所以当时很多文人积极参军，准备到边境去建功立业。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在《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中写“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也写“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这些诗歌反映的都是当时这些流行在文人之间的从军热，但这些文人去参军并不是指他们是去当一名基层士兵，实际上一名普通士兵想要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是十分困难的。募兵制的诞生使军队走向了职业化的进程，所以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府兵制下战事一旦结束，府兵们各回各府，基本杜绝了将领们拥兵自重的可能。
但在募兵制下，由于士兵的职业化导致将军们拥有了拥兵自重的资本。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幕府制度下节度使又可以自行招收幕僚，必要时刻由于兵源不足他们甚至可以招募士兵，这些都是制度上的问题，因此慢慢演变为节度使拥兵自重的现象。
譬如高适二十八岁时北游燕赵，早期有作品《燕歌行》，先后准备投于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之中，在边塞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写有《塞上》、《蓟门行五首》这些边塞诗，道是：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
四十七岁那年他送兵北上的时候，又写有《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送兵到蓟北》、《自蓟北归》，后来高适又经历了安史之乱，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中担任掌书记一职，随同哥舒翰一起坚守潼关。与之不同的是，当二十多岁的王昌龄到长安谋求发展的时候，却频频受挫，无奈之下只好远走西北地区，开始了塞外的游历。
此后他大部分的边塞诗歌都是在这段时期写就的，如《从军行七首》、《塞下曲四首》、《出塞二首》等等。那句著名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就出自《出塞二首》，而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则出自《从军行其四》。
不同于高适，王昌龄并没有军旅生涯，这些边塞诗都是他游历西北时写下的，他的一生仕途也颇为不顺，晚年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另一个边塞诗人岑参也是募兵制下积极参军的代表，岑参希望通过军功建功立业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年他写了很多寄托自己参军立功的诗歌。
在《江上春叹》中他写：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叹弱男儿。后来又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中写“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其参军愿望可以说十分强烈了。天宝八年开始，岑参两度出塞，先是前往安西担任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后来高仙芝被授予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职位，岑参再次随同。
天宝十三年的时候，他接受封常清的邀请，跑到北庭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这是他第二次出塞。两次出塞的经历让他充分感受到了塞外的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歌，如《玉门关盖将军歌》、《碛中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轮台歌》等等。
小结
唐朝时期的边塞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根本背景是唐朝的军事政策从唐太宗时期的积极扩张转变为玄宗时代的防御政策，当时唐朝的对外军事政策数次失利，于是转进攻为防御，边境时有摩擦，但总体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激发了这些诗人们弃笔从戎的风气，希求通过在边塞建功立业，博取功名。早期的边塞诗人在创作风向上大体表现的都是这样一种愿望，安史之乱左右，边塞诗歌发生了创作风向的裂变，有的诗人转向对残酷战争的批判，如王翰的《凉州词》写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豪迈之中其实也是对残酷战争的一种批判，又如王之涣的《凉州词》则这样写：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都是描写边塞地区的艰苦，大体走向上来看，从早期对到边塞建功立业的渴望，边塞诗歌后期转变为对边塞艰苦生活、恶劣环境的描写，以及对边塞战争的批判。如李颀的《古从军行》写“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陈陶的《陇西行》也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描写塞外残酷战争的诗句。
大体上来看，唐代的边塞诗从最初唐太宗时期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下，一般多表现歌颂、憧憬，安史之乱以后，边塞诗开始转向批判为主。而边塞诗也是由最初文人对建功立业的憧憬，逐渐转变为对边塞战争的厌倦。综上所述，边塞诗歌作为唐诗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它反映的是初唐到盛唐时期文人建立在自信的民族力量之上的憧憬和歌颂。
由于初唐到盛唐时期唐朝对外保持着强劲的扩张势头，所以激发了很多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但随着扩张转变为防御，以及安史之乱以后，边塞诗就表现为了批评，这时候诗人们不再“自叹弱男儿”，而是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了，这说明诗人们从军热的渴望已经冷却下来，开始转向理智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