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对地质工作的支持
１９３５年４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到１９４６年，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３０００多吨，为边区政府提供了汽油、煤油、柴油、机油、蜡烛等产品，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
１９３８年，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沿海城市相继失陷，石油进口的通道几乎断绝，开发国内石油的呼声日高，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６月１８日，资源委员会致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商借延长油矿钻机。周恩来当即同意，并指定由十八集团军驻陕代表林伯渠负责办理此事。①１９３９年３月，从延长调来的钻机运抵老君庙，立即安装开钻，第一口井于３月２７日钻遇油层，日产油１吨多。之后陆续钻井４口，４号并于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２日发生井喷，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１９４０年９月，资源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发玉门油矿。从此，玉门油矿在中国西部诞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召李四光回国主持地质工作
１９４８年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１９４９年４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领衔签署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返国。李四光在英国接到了这封信，心情十分激动，立即订好了开往香港的船票，办好了过路的签证。但遗憾的是，那时由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１９４９年９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０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正以焦灼的心情等待启程的日期时，台湾国民党正策划着一个阻挠李四光返回祖国的阴谋。一天，旅居伦敦的一位朋友②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少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周恩来专门给时任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写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③１９５０年３月初，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经过三个多月的重洋飘渡，终于到达了香港。下榻在由他们多年的老友陈厚甫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僻静的住所。
斗争正在无声地进行着。台湾方面已经接到郑天锡从伦敦去的报告，李四光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散布在海外各地的国民党反动特务，早已接到命令，对凡是要返回大陆“投共”的知名人士，一经发觉，就要采取紧急措施。反动派对待人民的办法是监牢和流血，而血的教训却使人民学会了警惕、团结和斗争。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也早已通过另外的途径报到了大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关切李四光的旅途安全。按行程计算，已是该到达的时候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要查明情况。这个任务委托给以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军政委员会，派人很快与陈厚甫、李四光接上了头。１９５０年４月６日，李四光和夫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胜利地回到了新中国。５月６日，李四光和夫人抵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恩来即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了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的组建等问题。周恩来希望李四光除在中国科学院协助郭沫若作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亲自草拟了一封关于如何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征求意见信，向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２９９名地质工作人员发出了信件，信于５月中旬发出，到六七月份，陆续征得２９５人对于改进地质工作的意见。④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协商，提出了成立一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一局（矿产地质勘探局）、二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的方案意见，很快得到政务院的通过和任命。
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
１９５２年初，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领导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并就苏联援助问题而率团访苏。在有关冶金项目的谈判中，由于地质勘探资料特别是矿藏量资料不完全，使许多项目和设计迟迟达不成协议。正如毛泽东所警示的：“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因此，１９５２年８月７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周恩来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只有极为简短的一句话，周恩来说：“关于地质勘查的重要性，想大家已很知道，故成立了地质部”。⑤这个似乎未作说明的说明，最好不过的说明了由于地质工作程度的薄弱，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大力加强地质工作，使之能尽快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已成为与会委员人人关心的现实问题。由于“大家已很知道”的道理，所以也就用不着再赘述了。
无论是经济恢复时期还是随后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对地质矿产资源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迫切要求。在前苏联援建的著名的１５６项工程中，地质勘探类高达４７项，占３０％，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中央对地质勘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检查指导，不是以年、以季度，而是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期进行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５日成立）和地质部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鞍山、大冶、包头、石景山等几个“等米下锅”的钢铁厂解决急需的矿产资源。到“一五”末期，国家规定地质部门对１９种矿产勘探出储量，工作结果是有７４种矿产探明了储量，其中铁矿探明储量５６亿吨，为国家计划探明２４．７亿吨储量的２２６．７％，不仅解决了“一五”“等米下锅”的燃眉之急，并为“二五”计划建设的８个大中型钢铁厂准备了资源保证。
天然油气资源地质勘探的抉择
解放前，外国学者散布的中国贫油论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大地。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煤炭、电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１９５０年４月，燃料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确定集中主要力量，以陕、甘、川、新地区为石油勘探重点，到１９５３年底，共钻井１４２口，却多未获工业油流。石油天然气的资源情况不明，发展石油工业是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路？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
铀矿地质事业的开展与核能工业的上马
形势的发展，需要国家创建核工业。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矿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前提。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核科研的起步，国家基础工业的发展，客观上为建立核工业创造了基本条件。
１９５４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送去了铀矿石标本，毛泽东看了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薄一波、刘杰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告诉他们，不久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届时请他们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器，进行汇报和操作表演。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操作表演。当听到盖革一弥勒计数管探测到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的笑了。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细一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向到会的人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⑦这是一次对包括铀矿地质事业在内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铀矿资源的勘查，在“一五”工作的基础上，１９５８年正式向国家提交了第一批工业铀储量，１９６０年提交了８个开采基地，初步奠定了中国铀矿地质的基础。⑧到“二五”末期，铀矿地质的丰硕成果，保证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和以后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及核潜艇、核电站的成功建设，无不凝结着铀矿地质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中国核工业的辉煌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
亲临三峡考察坝址
１９５８年初春，周恩来亲临长江三峡，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处坝址，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和研究，决定将勘查、设计重点从南津关转到三斗坪。这是三峡坝址选择中的重大决策，为今日三峡大坝工程选址奠定了决策基础。
１９５８年２月21日，周恩来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刚刚回国，就受毛泽东委托，带领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水利、地质方面的技术人员去长江三峡考察，以确定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地址。２月２６日，周恩来等由武汉登上我国自己制造的江峡轮，冒着初春料峭的寒风和雨雪，溯江而上，沿途视察了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工程，狮子滩水电站和回龙寨水电站工地等。雪后初霁这天，船到宜昌，周恩来不顾劳累，直奔南津关，要看看美国工程师萨凡奇４０年代曾在这里选择的坝址。考察了岸边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一起游过而得名的“三游洞”石灰岩溶洞地貌。这是一个天然岩洞，高约６米，深３０米，宽约２０米，形如覆莲，中间９根钟乳石柱，把洞隔成前后二室。此洞是６亿年前的寒武纪石灰岩中形成的。地质人员介绍说，据调查，这一带都是石灰岩，南津关到南沱之间，就有１７４个溶洞，其中还有３０多个溶洞通到地下河。要是有一个溶洞藏在大坝下面，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们认为，南津关是不能修建大坝的。周恩来说，你们要推翻萨凡奇的意见，还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据才成啊！３月６日，视察结束，周恩来在三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以极其科学严谨的态度说：“三斗坪、南津关，都要进行规划性设计。地质工作同志怕力量分散，认为最好搞一个，我们认为如果学本事，不如都做，可以吸取经验，训练人才，况且地质情况如同每人的面孔一样是不同的，应两处都搞，地质部要勉为其难，两处进行比较，南津关再做一年工作，即使否定了，在科学上也是有成绩的。三峡大坝是个世界级的工程，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虽然他是美国人，但他是一个科学家。”⑨
由南津关溯江西上约５０公里就是三斗坪。湖北省地质局三峡水文地质队，已在这里勘察多年。周恩来仔细察看了岩芯箱内摆放有序的岩芯。地质人员告诉周恩来，这是用国产钻机从千米深处的地下取出来的，这一带地区全是这种结晶岩，地下没有溶洞。周恩来听了很高兴的说，看来这里比南津关的石灰岩好。我能带一节回去向毛泽东汇报吗？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不过岩芯都是编了号的，要请总理签个名。周恩来答应，抽出钢笔，在木板标签上写道：“周恩来取走岩芯一块。１９５８年３月１日。”⑩周恩来看完岩芯，深情的说，雄伟的三峡工程，就靠你们奠基了！
支持李四光开展地震预报工作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破坏性地震常有发生。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５时，邢台发生７级以上强烈地震。当天下午，周恩来召开抗震救灾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地震发展趋势。李四光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李四光独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是的，李四光针对地震是不能预报的说法，指出，“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地震预测、预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世界上还未解决。李四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有可能首选解决这个问题。
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总是有个过程的。不管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管哪一种或哪几种物理现象，对某一次地震的发生，起了主导作用，它总是要把它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才能够发生震动。震动使地下岩层，在一定部位，突然破裂，又必然是有股力量不断地加强，直到超过了岩石在那里的对抗强度。这股逐渐强化的力量，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地应力，造成破裂，引起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以前，在有关的地应力场中必然有个加强的过程。如果能在地震发生前抓住这个变化的过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２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为研究邢台地震发展趋势，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次会上，有人提出，从邢台地区小震分布和动物异常的情况来看，近期有可能发生一次较大的地震。周恩来请李四光发表意见。李四光根据掌握的资料，认为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震和万余次小震，基岩至少是上层破坏得很厉害，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即使再有地应力积累情况的重演，那些积累起来的应力，大部分都可能通过裂隙活动释放能量，所以在邢台地区及其邻近属于同一构造体系的地区，近期再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就整个华北平原来看，“震源带有可能向东北方向发展的趋势。”４月１０日，在周恩来召集的研究震情发展趋势的会上，李四光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县、沧州、河间这些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京津地区的安全。一年之后，即１９６７年３月，河间地区发生了６．３级地震，证实了李四光的这一推测。
邢台地震，周恩来两次亲临灾区视察，李四光深受感动，竟不顾年迈重病，也亲临震区考察，决心利用邢台地震的机会，把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李四光根据各观测站获得的资料，经常思考着地震发展的趋势。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提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地应力活动加强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果不其然，不到十年，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７．８级地震。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２日，李四光在听取了地震办公室关于京津地区震情汇报之后说：“我看北京地区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带。对北京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个深夜，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近凌晨两点钟。会上正在研究有关方面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由于北京附近的小震突然平静，一些动物表现惊恐不安，而提出当天清晨７时，北京将要发生７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北京居民疏散到室外。周恩来问李四光，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李四光根据北京附近各地应力观测站都没有记录到什么异常时，才对周恩来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测，有大震，一般都是有变化的。看来，今晚不一定要发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观察。”周恩来同意不发警报。但这一夜，周恩来并没有休息，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监视新情况的发生，一直等到平静的黎明来临。李四光这一夜也没有合眼，他的判断又一次被证实——北京安然无恙。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８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有中科院和地质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就地震工作体制和统一领导问题讲了话，并宣布，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担任组长。周恩来日理万机，为了减轻北京和全国人民遭受地震灾害之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给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持。11
在“文革”的困境中尽力支持地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部被撤销；地质队伍被下放；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被打倒；各项规章制度被砸烂；十年的派性积怨，使各地质单位的工作、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地质事业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和破坏。一贯关心支持地质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也十分焦急。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党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针对“文革”“左”的思想氛围，对地质业务中的某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抵制与批评。如对所谓批“专家路线”，他表示了不同态度：“‘专家’前面不要再加‘修’吧！骂得太宽了！所有‘专家’都‘修’？”特别突出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强调地质先行的指导思想：“地质是先行，铁路也是先行。设想也好，计划也好，地质是头一关，把这一点肯定下来，比铁路还先行。”“要把地质工作赶上去，成为先行部门。”１２这一指导思想，对地质工作在“文革”的困境中及其以后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３年，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要在《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中专门加上“要大力加强地质工作”一段文宇。同年６月，他在一次中央专委会上向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说，建国已二十多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个什么项目，都得从头搞起，搞个实验，搞个基地，都不知有水没有水。四届人大时，我得检讨几句。他指示谷牧，过去没搞清楚，现在要补这个课。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步骤。但是，到１９７３年，全国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地区未进行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这些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给国防建设和农牧业生产造成困难。
谷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加强水文地质工作的方案，提出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完成雪线以下，沙漠腹地和边远地区的３５０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为此，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组建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这个请示报告上作了四条具体批示，要求这支基建工程兵部队尽快掌握从事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业务技术。13经过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和广大水文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查明全国地下水天然资源为每年８７００亿立方米。14为各地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地下水，提供了资源保障。
由于“文革”的破坏，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库黄金储备已经到了最低程度的极限。为扭转这一危险局面，１９７５年，周恩来委托王震亲自过问和领导黄金地质工作。使我国的黄金地质工作有了很快的发展，成为年产黄金超过百吨的黄金生产大国。
（作者单位：地质矿产部）
注释：
①《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第１０页。
②这位朋友是陈源的夫人凌淑华女士。见上海《自然》杂志第１４卷第４期第３０５页，１９９１年４月。
③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２５页。
④地质矿产部档案。
⑤地质矿产部档案。
⑥地质矿产部档案。
⑦《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１３—１４页。
⑧《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第１５４页。
⑨地质矿产部档案。
⑩来层林：《周恩来决策三峡坝址》，《地球》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５、６期。
11陈群等：《李四光传》第３２４—３３１页。
12地质矿产部档案。
13地质矿产部档案。
14１９８５年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年鉴》第１３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