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夏地形图；《宋两名相集》
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关键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载地图二：一为《陕西五路之图》，二为《西夏地形图》。二图之后为“西夏堡寨”，前有标题一行：“范文正公集附录西夏堡寨并地图二”，最后十字系用小字附注，应是交代“酉夏堡寨”和“地图二”都是出于《范文正公集》。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有《与徐星伯中书书》说：张秋水（张鉴之字）文曾从旧本范文正集影钞西夏地图，“旧本为里中刘氏所藏，兮其家书籍已散，无由借读，独图为张文景钞成”。张鉴并没有讲旧本范集究为何本，而沈垚又未见到此旧本，仅在《落帆楼文集》卷一中指出“今世间通行文正、忠宣之集皆无图”，于是两图的来源都成为疑问。
俄人K·A·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АилриановпчСкачков-）于19世纪末从中国搜去一批图书，伯希和在《俄国收藏若干汉籍写本》一文中指出其中号内有西夏图尚佳，亦从《范文正公集》绘出者，此图所列地名确为古名，可以上溯至契丹时代，“若考证其是否本于一种宋版《范仲淹集》”，颇饶兴味也。年苏联学者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在题为《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的报告中已将此图披露，经与《西夏地形图》对比发现，两图只在一些地名写法上有些差异,其内容和画法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肯定两图在渊源上存在明显的联系。
求实和陈炳应先后撰文对克恰诺夫的论文和刊布的地图进行辨证，他俩都对此图出于《范文正公集》的提法产生怀疑，认为不是出于宋人之手，当为清朝人所绘。其理由是：图中地名年代已在范仲淹及其子范纯仁二人死后，且图又不见于通行本的范氏文集，清张鉴告沈茬仅说旧本，年代交代不明，至于斯卡奇科夫搜去的旧图更是一个无头案。陈炳应还认为图上所标四至、河流绘成双线、山的画法等近似清代乾隆内府舆图的画法，都是时代比较晚的特征。
我们认为：地图上的地名年代虽晚于范氏父子，但并未晚于宋代，范氏文集刻本很多，各代都有，据我们所知，尚未见有人将各种版本清查一遍，在通行本中未见到地图，并不能说明其它版本中没有。此图的绘法和注记形式是中国古地图中常用的传统绘法，在现存的宋刻地图中亦是常见，故此，不能否定《西夏地形图》为宋代所绘的可能，关键问题是要全面地查阅各种版本的范氏文集。
二、明万历三十六年《宋两名相集》的发现
根据前人的记述，《西夏地形图》是出自《范文正公集》，依据这一线索，我们首先在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年）《重校范文正公集》（下文简称《重校》本）中找到了《西夏地形图》。其图与《西夏纪事本末》附图基本一样，少数差异经考查应属张鉴影刻时所造成。以下证据使我们得出此刻本就是张鉴据以影钞的“旧本”的结论：
1.此本为明毛九苞受康丕扬之命重编，“凡例”中有一条说：“初刻以本传、碑铭，总属遗事，苞意此非遗事，更定：先本传、次碑、次誌铭、次遗事、次地图，总之曰附录”。“附录”有目录，其最后是《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和“西夏堡寨”，与《西夏纪事本末》交代相合。
2.“凡例”中还有一条说：“初刻目录、年谱、本传、碑铭、遗事与本集杂为十卷,今更定本集为二十四卷，余附之前后。”由此可知：“初刻本”仅分十卷,“本传、碑铭，总属遗事”也杂于十卷之中，毛氏奉命重校刻范集，就是将初刻十卷本重加编排，将范氏原作分为二十四卷，将非范氏所作分出列于集之前后。他在《书范文正公集后》说：“苞既受命，……复次范公集为二十四卷：赋二卷，诗三卷，义说、论赞、颂述一卷，奏议四卷，劄状一卷，表二卷，序记一卷，书启三卷，尺牍二卷，祭文一卷，碑一卷,墓誌铭、墓表三卷，年谱、年谱补遗以冠集首。本传、褒贤碑、墓誌铭、遗事、义庄规矩、西边地图附录于后”。如此编排，就较初刻的“杂为十卷”本合理。“西边地图”就是指《陕西五路之图》和《西夏地形图》。“附录”为毛氏首创，非以前所有。如此说来，张鉴从旧本范集附录中影钞，就只能是此次刻本。目前我们査出的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当然，此次刻本并不限于北大所藏之本，乌程刘氏所藏本并不一定是北大藏本，但可以断定，张鉴影刻底本为与北大藏本相同的刻本。
如上所考，毛九苞奉命重校刻范集，系以初刻十卷本为底本，材料（包括地图）都是初刻十卷所有，并非另外增加，只是前后安排不同。现要进一步查明的是初刻十卷本，究为何人何时所刻。按范集最早刻于北宋，今传世各本都有苏轼元祐四年序，是为范集最早刻本。苏轼元祐间与范仲淹子纯仁同官开封，最早刻范集者为范纯仁，苏序亦出纯仁所请。今传世北宋唯一刻本，傅增湘已据“宗讳暑、树、警皆为字，桓字不避，是钦宗以前刻本”，分为二十卷，当即元祐四年最早刻本，至少为最早的分卷数，后来范氏后裔岁寒堂所刻诸本，亦皆二十巻。毛氏所称初刻十卷，并非指范集最早刻本，目录亦不相同。康丕扬曾于万历三十六年将范仲淹范纯仁之文集合刻为《宋两名相集》，其中《范文正公集》正分为十卷，范集刻本很多，但十卷本唯有此本，因知毛氏所称“初刻”系指康氏万历三十六年第一次所刻，若如此，《重校》本附录中地图至少为康氏万历三十六年初刻本所已有。后来，我们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找到了这个“初刻本”，其中的《西夏地形图》与《重校》本中的地图完全一样（见图版壹），从而不仅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又将现存最早的《西夏地形图》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当然，“初刻本”亦当本自以前刻本，附录中所有文字资料，至少皆为元天历戊辰本及其后翻刻本所有。唯地图可能除外，非出于元刻本而另有来源，因为其中的《陕西五路之图》上称蒙古为“北虏”，似为元刻本所不容照刻。如下文所考，《西夏地形图》中地名建置最晚时间为北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年），而《陕西五路之图》为金贞祐二年（公元年）绘制，相当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
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载《范文正公集》宋刻本有：乾道丁亥俞翊刻本，淳熙丙午綦焕刻本（附遗集三十七篇、尺牍三卷）、宋刻小字本，宋刻大字本。
其顺序似按年代先后列举，宋刻大、小字本，未记年号，所列宋本，仅据所知，亦不完备。今除北宋刻本外，无一可以考验，因而究竟出于何本，现已不能确知，但至少明代刻本范集已经收入。
将《重校》本与张鉴刻本对校，除“寨”字张刻全为“砦”字外，只有极少数字有岀入，有的字明显为张刻所改动，如“有谷道无降”，张刻本“降”字作“條”；“骆驼巷”为黄河支流之名，张刻“巷”为“港”；“八猪岭”张刻“岭”为“山”；“葫芦河”张刻“芦”为“罗”字；“神城”张刻“城”为“武”；“乱井驿”张刻“乱”为“乳”字。张刻本或改或误，全可查明，因而我们认为张本是影钞《重校》本。
至于《西夏国地图册》本，与张刻本亦略有异同，孰是孰非，因《重校》本发现而完全解决。我们认为此图册系徐松《西夏地理考》稿本，其中《西夏地形图》即沈垚钞送徐松者，而沈垚稍有更改，如“朔庆军”改为“翔庆军”；“普宁军”改为“晋宁军”，显为依据记载。但“夏”字写作“憂”字，沈垚、徐松皆不可能有此种误写，沈垚影钞后，必又另请他人重钞一份送徐松，而重钞者不谙西夏历史，所以才有此错误。关于《西夏国地图册》的来源问题，因超出本文范围，留待另文。
三、关于《西夏地形图》绘制年代与作者身份
《西夏国地图册》的引言中说旧本《范文正公集》中此图为宋人绘制，伯希和也说：“此图所列地名确为古名，可以上溯至契丹时代”，但并未说出具体证据，克恰诺夫曾提出为公元-年，证据有二：一是兰州绘在西夏境内，而西夏占据兰州，仅为公元-年；二是绥德军绘在宋境内。而宋占此地为公元年。按此图所绘界线，西起天都山（为宋、夏之界）。《宋史地理志》西安州天都砦下注：“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天都山为元昊所命名，建南牟内殿、馆库于此，曾为宋、夏界山，故宋夏界线西起此山，而兰州尚远在西安州之西数百里，并不在西夏境内。至于绥德军，原名绥州，熙宁三年（公元年）收复绥州,废为城，元符二年（公元年）改为军，克恰诺夫所举公元年仅为收复熙州之年，但图上已作绥德军，不是绥州，如据后者至少是在元符二年以后，但元符二年还不是图上地名最晚年代。
陈炳应认为，《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具体地说是以公元-年间的宋夏疆域为主要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宋朝占领最晚的是宣和元年（公元年）占领永和寨”。我们从全面考察，仔细分析宋夏边境上地名年代，认为宋取永和寨虽在宣和元年，但永和寨是宋旧寨，早就在宋境内，范仲淹曾予增筑。《宋史地理志》仅记永和寨于清远县下，不知何时为西夏所取，宣和元年“大破夏人，取永和寨、割踏寨”，这就是陈文所本。但应注意，同时取回的还有割踏寨，即图上所标“割踏口”。《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西夏图”绘有割踏寨与赏移口并列，就是根据此图上两地名，位置甚合，但此图绘在西夏境内，而去宋境尚远,如果此图已反映宣和元年收复的永和寨，则割踏寨为同时所取,亦当一同反映，特别是宣和元年大破夏人，实出于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是役死者十万”，所得之地不过永和、割踏两寨，自属事实，如果此图反映宣和元年战果，童贯必大肆宣扬，就不能一在境内，一在境外。由于此图仅绘永和寨于宋境内，而割踏口仍在夏境，这就表明它并没有反映宣和元年的情况，永和寨在宋境内乃是在此之前的事，非宣和元年战役所取，因而不能作为此图断限根据。
我们将宋、夏沿边府、州、军、城、堡寨地名全部核考，确定最晚的年代为大观二年（公元年），图上有两处为此年所建置：一是怀德军,《宋史地理志》：“本平夏城（旧石门城）绍圣四年建筑，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徳”。二是神堂堡。“大观二年进筑，赐名”。年代明确，且非孤证。至于大观二年是不是此图年代的下限，还必须检核全图。检核结果是：凡大观二年以前建置的，此图所绘政区地名大抵皆合；而大观二年以后建置的皆不反映。
至于此图的作者，从图上注记文字称谓中可以看出必为北宋官吏，如注记有：“夏贼犯边之路”、“夏贼逃所”，“国信驿路”。称“西夏”为“贼”，明显站在北宋政府的立场上，称宋与西夏间信使交往之官道为“国信驿路”，也说明作者为北宋人。此人对于北宋边境上军事堡寨绘载特详，同时又对于西夏境内地理相当了解，应为北宋防御西夏武职官吏。绘制此图的目的主要是为对付西夏服务的。
四、《西夏地形图》的绘载内容分析
《西夏地形图》所绘为西夏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而以前者为主。西夏无《地理志》，此图又是当时人所绘，因而是研究西夏地理最重要的资料。而内容又多为史籍所不载，故有必要加以论证，以便利用。
人文地理包括政治、军事、交通、经济和文化地理，是此图的最主要内容，不少可补史籍之缺或相互补充印证。
1.政治与军事地理皆包括于政区内。西夏政区分为府、州(郡)、军、县，包括军事建置。军多设于州，系为军事而设的机构。城有县城，军城，皆属于政区，不必另分。
（1）府图中宋境内有延安府，西夏有兴庆府。兴庆府为西夏最高一级政区。公元年李德明以怀远镇为兴州，公元年元昊升为兴庆府，以为国都直至夏亡(公元年)。
（2）州除宋境六州外，图绘西夏之州凡21。《宋史夏国传》记：“元昊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此西夏前期之州，凡十有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景祐四年记西夏二十州，即于威、龙二州间多一怀州，盖为宋史所漏。《宋史夏国传》最后总述西夏地理又说：“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日乐、曰廓、曰积石”。此后期之州，后四州皆为南宋时取于金者，已在此图之后。此图二十一州比前期二十州多丰、石、永、雄、归顺五州，少胜、绥、龙、会四州，绥、龙、会三州在大观二年前已为宋取，胜州不见于后期州中，当已废，故图少绘此四州，多出五州。石、永、雄三州皆见后期州中。丰州、归化州则为史籍所缺。二十一州中不见记载或地望不明者为雄，永二州。
雄州：原为唐设，见《新唐书地理志》，在灵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夏之雄州，仅见此图，当沿唐雄州之旧置，但史籍不见，建置失传。
永州：见于《宋史夏国传》,列为河西之州，《武经总要前集》灵州下记河外旧有五镇，保静镇升为静州，怀远镇升为兴州，定远镇升为定州，灵武镇升为顺州。仅得四州，独临河镇无西夏所立州名，图中永州正南临黄河,或即由临河镇所升。
(3)郡、都督图仅标五郡名与二都督，灵武郡大都督,朔方郡，敦煌郡、宁朔郡、下都（督）晋昌（郡），其实州皆挂郡之虚名，且有都督,分为大、中、下，皆自唐来，图因注记地位限制多未标注。“晋昌”郡亦自唐来，“重校”本与张刻本皆同误刻为“普昌”，《西夏国地图册》依记载改为晋昌，应属正确
(4)军西夏的军，相当于州，为军事行政机构，略同于宋,但制度有异。图上绘西夏十六个军，皆《宋史夏国传》所记西夏早期十二监军司，多出翔庆军、贺兰军、清远军、瀚海军四个军,其余十二军和十二监军司有二个名称稍异，一是“永寿保泰军”，《宋史》作西寿保泰军，二是“瓜州平西军”，《宋史》作“瓜州西平军”。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嘉祐七年（公元年）六月癸未下：“鄜延经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国改西市监军司为保泰军，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宋史夏国传》亦记此年夏国主凉祚“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彼此亦有矛盾，如再以图互校，威州即韦州为静塞军,石州为祥祐军。《宋史》韦州应与石州互易。
多出之四军中翔庆军见于《元史地理志》三：“灵州，下。唐为灵州，又为灵武郡，宋初陷于夏国，改为翔庆军”，是前期已有翔庆军。《范文正公集》卷六记：“元昊……又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图仅记十六，而《宋史》仅记十二，显然不全。《宋史夏国传》:“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兴州兴安府七万人为驻守”，灵州已证明军名为翔庆军，贺兰军正与图合。清远军原为宋军,《宋史夏国传》咸平四年“九月来攻破定州，怀远县及堡静、永州，清远军监军段义叛，诚遂陷”。元丰四年收复，图绘于宋界外夏国境内，大观二年前当又夏占，史籍失载。瀚海军，陈炳应认为：“‘瀚海’是指大片的沙漠地区，绘图者不明史实，在‘瀚海’之后错加‘军’”。这意见是不对的。唐代就有“瀚海军”，唯设在“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重加修筑，管军一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图绘瀚海军在灵州南，韦州北，黄河之西，吴仁渠之下，此处不仅非沙漠,且有灌溉之利，为屏蔽灵州而设，《重校》本正作“瀚海军”。认为“军”字为错加，是臆测无据的。
(5)县图上标有三个县：鸣沙县、玉门县、保静县
鸣沙县《元史地理志》鸣沙州：隋置环州，立鸣沙县,唐革州以县隶灵州，宋没于夏国，仍旧名。
保静县《宋史夏国传》载：咸平四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与保静，以保静置静州。《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下品中有保静县，保静州与保静县在一处。图以保静县与归顺州为一处。
玉门县唐县，属肃州。宋初属沙州曹氏，年元昊取瓜、沙、肃州。图上注记，“神武一名玉门县”，神武不见记载，当是军名，唐有玉门军，沙州曹氏仍有玉门军，西夏得玉门县后，当设军于此，而称为“神武”，县则仍沿旧名。
《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曾记不少县名。图以幅面所限多未标绘，其来自唐、五代、宋初之州,领县多如旧置，西夏新设之州，领县没有记录，保静县升为州后仍当领保静县，附廓，故静州与保静县平列于方框内，可作证明。
（6）城宋境内的城，与寨堡同为军事防御而设，属于县或州下。西夏境内的城，方的为军的治所，如“和南军卓罗城”，多数属于州下，有的原为县，如瓜州与沙州间有：薑城、常乐城，红罗城，其中常乐城即唐常乐县，属瓜州。沙州曹氏二州六镇，常乐为六镇之一。肃州与瓜州间有德光城,光野城(应属肃州)，甘州与肃州间有薑野城(应属甘州)，此外，在凉州与和南军间有把勒沙城，则不详所属。
图仅绘宋沿边堡寨，西夏沿边没有。上引《宋史夏国传》指出：“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是宋堡、寨为夏夺去者，改为州、县，亦有未改。但图未绘西夏沿边堡寨，仅在定州、怀州之间交通线上绘有一个会亭堡，二州往来之路至此北往黑山威福军至駆粗界，堡以亭名当为交通要驿，为北往駝帽之起点，相当于早期之亭，与军事之堡寨性质不同。
2.交通地理此图绘有宋至夏与夏至契丹境驿路以及夏各州、军间之交通路线，比较详细，有的还详绘驿站与驿名，沿黄河两岸还注出渡口数处，山路有的也注某山口或某某口，可以说这是现存古地图中绘载交通路线较详细的一种，因此成为此图一大特色。但由于图本身比例不一，里距、方位都欠准确，加之路线常因为注记与山形所隔断，不能联系，必须通过研究，才能予以复原，否则就难于利用，兹论证如下：
（1）国信驿路此图绘驿路两条，其一注明“国信驿路”，这是宋与夏国间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图中起点应从界首工井入夏境，经盐州至若井。因为注记所断，以下至黄河未绘路线。国信驿路终点必为夏都兴庆府，图于吕渡之北，黄河北岸又绘一条路线经静州、永州而至兴州兴庆府，两路线应相接连，由吕渡过黄河，经静州至兴庆府，此路南段“若并”附近注记有“夏贼犯边之路”，以下在白池、乌池间，分为两支：西支至洪州，东支为“国信驿路”。夏侵宋边境，当亦由国信驿路及其东支路。据《宋史夏国传》：至道三年“王超，范廷召遇之于乌、白池，大小数十战，不利”，这是夏侵宋边由此路之确证。按唐、五代与宋初以灵州为大道。由庆、环州，沿白马川，出青岗峡，以至灵州，亦称青岗峡路，宋与西夏战争中，此路亦多见记载。自元昊以兴庆府为国都，国信驿路遂改以兴庆府为终点，不经灵州，此路南段当经洪州，至延安府，因此宋以鄜延为军事重镇，自来即当交通要冲。
(2)夏至契丹驿路夏称臣于遼,使节往来频繁，而中间须横渡沙漠，故设有驿。《隆平集》卷二十：“至徳明，攻陷甘州，掠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此图绘到契丹界的驿名与路线、位置，首起马练驿，终于横水驿，恰为十二驿，与《隆平集》中十二驿合，此驿路起点亦为兴庆府，在吃啰驿与启啰驿间，注记“灵州界”，可证此驿路亦不经灵州，而经其北境，十二驿除横水驿在麟州之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西夏图”中已标绘外，其余都在今毛乌素沙漠中，无可确考。
(3)自兴庆府经河西凉、甘、肃、瓜、沙州，出古玉门关至高昌回鹘路图中甘州以西至瓜州间为注记阻断，未绘路线；而自兴庆府至“兴州界”亦未绘路线，当不经灵州，而度叶子川，自此开始至凉州始绘路线。
（4）至西蕃界路线西番指青海青唐口厮罗所建立之政权,此时吐蕃已退出河西，自李德明攻灭甘州回鹘，又取曹氏瓜、沙州后，即与青唐政权接境，时战时和。此图绘与西蕃接境，所指即青唐政权，反映西夏前期疆域实际情况。
（5）至鞑鞳界路线图绘自兴庆府东出兴州界，至黑山威福军，而“达鞳界”注于山北，此路当为兴庆府至鞑鞳路。应沿黄河至河套北，由黑山威福军北出往鞑鞳。
（6）由夏国石、银州至宋边境路线图绘自夏州以南经讹河石堡、石州、祥祐军、无定河、银州至宋界。此段按今地图，皆沿无定河，南下则至宋绥德州。夏州往北，为山形阻断，山北绘有路线至顺化渡,亦未再绘路线，按宋王延德《使高昌记》即自夏州北出，越沙漠,渡黄河，由向西行，当即沿此路至黄河。其北渡黄河处，文中未记其名，可能即顺化渡。
至于夏境内交通，除上述外，仅有联系州、军间路线：
（1）图上所绘最长一条为自黑山威福军至黑水镇威军东西路线，中注有“木栅行宫”，“卫国殿”，则南与兴庆府相连，当沿黄河至河套，即上至鞑鞳界之路，至黑水镇威军，今居延黑水城，则当河套西越沙漠，图绘西段所经之地，除碧罗山外，其余皆为四字与五字之地名，名称奇特，如“委阿啰磨”、“井阿啰磨祖”和“阿啰磨娘”，似皆为部族名称，不见记载，驻地亦随水草迁移。
(2)由契丹驿路向南分出支线至左厢神勇军，又向北至麟州界、府州界，此两州皆为宋境。
(3)由袋袋岭西出有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割踏口、赏移口、杀牛岭，往永寿保泰军,在北。一经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山，至轻啰浪口，其南即萧关与天都山，南下当即出萧关道。此两路亦当为夏南下侵宋边境常由之路,北端起点应为灵州，由经“灵州界”可以证明，袋袋岭亦在灵州西境,见上引“西夏图”。
图上标出三个渡口名，一为吕渡、二为顺化渡，皆在黄河南岸，吕渡当为兴庆府东渡黄口。三为郭家渡,在河北，与雄州并列，雄州当沿黄河北岸(西岸)，因当黄河渡口而设立。
图上标注不少口名，有些为山口，如前、后石门口；或谷口，如西谷口；有些当交通线上，仅名某口，如割踏口、赏移口、碧林口、宁令口等，皆为交通要口，并多和夏侵宋边境有关，如“宁令口”标注于“夏贼犯边之路”上，而割踏口又名割踏寨，见于宋与西夏战争中，寨即因路口而设。
3.经济地理图上绘有定期集市贸易之会，储粮之仓与产盐之盐池，分述于下：
（1）会会为定期集市，今内地多称为集。图中所绘之会有：钿会、勒鸡会、叶子川会、白沙会,皆西夏民间贸易集会之所。
（2）仓图于鸣沙县旁标“天丰仓”，当置于鸣沙县，但不见记载。西夏为了战事需要，常于各地置仓积谷。
（3）盐池图上注记盐池名有贺兰池、盐池、百池、乌池；盐井名有砦井、广井、沈井移、萌井、工井、板井和龚盐井。西夏以产青白盐著称它是西夏主要商品之一，这些盐池、盐井产盐历史悠久。图中所绘百池以产盐得名，乌池则以产青盐得名。
4.文化地理图绘“西夏祖坟”、“五台山寺”、“木栅行宫”、“卫国殿”皆属建筑，姑归文化地理：
（1）西夏祖坟已经考古发掘、调查，在今银川市西北25公里、贺兰山东麓，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公里，西夏诸帝皆葬于此，因注记所限，此图所绘位置在贺兰山南，属于示意。
（2）五台山寺《宋史夏国传》记李德明于景德四年(公元年)五月，“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閤门祗候表瑀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五台山”。五台山在宋境内，图所以绘“五台山寺”，盖表示西夏统治者常遣使至五台山寺，但标于贺兰山，应是随意标绘。
（3）木栅行宫《西夏书事》卷十八记元昊役使丁夫数万人，在贺兰山东麓建离官，大至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宴游其中。图标“木栅行宫”正在贺兰山东侧，或即指此。
（4）卫国殿不见记载，未详所在。
自然地理方面可分为水、山和原三类。
1.属于水类的有：河、川、泽、泉
（1）河、川图绘有河流符号的，一为黄河，一为黑水，但皆未标名，依其经流而定，后者图绘出“回鹘界”，经三危山南，穿甘、肃州间历祁连山北，过黑水镇燕军而北注，按此河即古弱水，后名黑水，今仍名黑河，又称张掖河，源出祁连山，经张掖(甘州)西，至黑水城(即镇燕军)，下游汇为居延海，祁连山在甘、肃以南，图误标于北，三危山在河川敦煌，相去更远，非黑水所经，甘州回鹘此时已早为夏灭，此处所标之“回鹘界”应指三危山即敦煌以西新疆境内之回鹘，但非黑水所从出，图盖得自传闻，故方位不准。
图于黄河北岸、兴州西绘有二支流，一注析河，按其迳流为今庄浪河，另一在其东，未标名，流经叶子川会，当即名叶子川。
兴庆府与灵州之东，黄河南岸(东岸)亦绘一支流，而“骆驼巷”即标在旁，《西夏国地图册》本改作“港”，盖以为此小河之名，但《重校》本仍作“巷”而非“港“巷”非表河名，而其东南又可与至契丹之十二驿接，骆驼又为沙漠必须乘用者，“骆驼巷”可能为交通路线所经地，不是河名。《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图”幅，置“骆驼港”于今都思兔河，“港”字已属用，定为河名，并无记载根据，至于定为都思兔河，更无根据。
图上仅标河名者有葫芦河,今名清水河；无定河，今仍同名，或称红柳河；白马川，今为环江西源，下游皆入宋境。打冷沟川当袋袋岭至轻罗浪口交通线上，未详所在。
（2）泽图于凉山南、黄河北，标有“南山九泽”，未详所指。
（3）泉图于“卫国殿”西，标“有泉九十九眼”。按辽西京道丰州境内有“有九十九眼泉”，在今集宁市西，与此似非同地。图中误标。
（4）瀑(渠)图于灵州西、东，各绘有支河，自黄河南出，西仅绘一条，标“吴仁瀑”，东绘三条，仅标“大绞瀑”、“里仁瀑”两名，三河短而排列相次，显为人工凿引黄河之渠，三盖表示多。《西夏国地图册》本分别钞为“久仁渠”“大交渠”“里仁潭”，盖以“瀑”为“渠”或“潭”之误;今新发现《重校》本仍皆作“瀑”。从图形看，皆为引黄河灌溉之渠，“瀑”“潭”皆“渠”字误抄。《宋史夏国传》：“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源、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图中所注“瀑”应皆为渠,名则不见记载。但皆为夏灌溉大渠，则无可疑。
2.山类有山、岭、谷、峡等。
图上绘有众山形,标出二十二座山名。南面当宋、夏界线上的诸山，如天都山、小青山、大青山、甲子山、磨云山，当作为界山。其中天都山在西安州，有天都砦，南至天都山十里，见《宋史地理志》，熟以山得名，应设于山旁。当交通路线上的，有些未注山名，当表示山路；有些是名山，如祁连山、三危山、灵武山、胭脂山等；有些不尽可考。
图标岭名有：罗堆岭、破娘岭、青岭、袋袋岭、杀牛岭、麻娘芦岭、阿罗把岭。杀牛岭当即癿六岭，重和元年筑，为割牛城处，已见上引。
图标谷名有新山谷、啰保大陷谷，信宿谷，大、小白羊谷,大像谷,横涧谷。其中啰保大陷谷在贺兰山东北端，其余当皆贺兰山之谷。
图上标有“青岗峡”，记载多见，当白马川东，为入灵州大道。
3.原类图标有“望梅原”，应指平原。又有“奈里平”，按王延德《使高昌记》自夏州，经黄羊平，字又作“坪”，西夏境内以平为名者有七里平、桃堆平，其中黄羊平在夏州北，已处于沙漠边缘，其他二个平，又皆藏粮之地，当为沙漠地带有水草之平地之居民点。
五、《西夏地形图》的绘法及其科学价值
此图绘法有四：
1.方位东、西、南、北分别标于图的四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位明确。尽管具体地物及其相对位置往往不够准确，但作为图的整体方位，还是正确的。
2.比例图中所绘各地物间虽有一定方位和距离比例，但各部分比例或大或小，相差甚多，任意缩绘，不少地物及其相对位置、方位欠佳，地形失真，黄河尤其明显，图之南部宋、夏边界线与堡寨全绘在东西一条线上，也说明此图之示意性与缩绘之任意性。
3.图例河流用双线；道路用连续的点，画成虚线；国界用连续的实线；谷用凸起线，山形用人字形重叠多层。凡此亦皆为传统的绘法，图例虽简，尚较规范。
4.注记多数一行直下，少数两行平行，也有横行。地名多加外框，也有不少未加；附注较多，但附于上、下，左、右各方；河流绘有河形者，多不注河名，如黄河、黑水；而有不少仅注河名，不绘河的形状，如无定河、白马川等，因而皆必须考证才能定位定名。
西夏自绘之地图，不仅记载中未见，近代出土大量西夏文物，包括黑水城西夏文书在内，亦毫无所闻。此图虽非西夏人所绘，但仍属同时代宋人所绘，不仅最早,也是唯一留传下来的有关西夏的地图。在绘载内容上，标明为《地形图》，即地理形势的简称，实即地理图，包括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而以人文地理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交通、贸易、生产与文化地理）为多，其中又尤以交通地理项详绘路线、驿站、渡口、谷口和路口等为首见，因而在地图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此图的另一价值就是它的史料价值。西夏无地理志，其他史料亦很残缺，近年虽出土大量西夏文书，不但没有地图，有关地理者也相当稀少。此图是唯一用地图形式表示当时西夏地理的，很多地名为史籍所不见，有些虽有记载，但不能代替这种图绘的形式。只是必须根据有关材料，参考现在的实测地形图，加以考证，落实定位，复原今地，才可利用，所以本文不嫌繁复，尽量在这方面做一些考证工作，但做得仍很不够，许多地名无记载可考，目前还不能一一落实，尤以部族名称为甚，故以俟来日。
原标题：最早的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
文章作者：黄盛璋汪前进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