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吐蕃（明时的乌斯藏）的关系比较奇特。玄奘当年西行求经并未经由吐蕃，而是从北线出玉门关取路高昌的。但元人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却有“乌斯藏”，《西游记》小说或许受此启发，或许对乌斯藏别有兴趣，于是便把猪八戒的发祥之地高老庄也塞进了“乌斯藏国界”。说它是塞进来的可以从小说的情节来证明，离开高老庄后除了介绍猪八戒出身以外就再也未提及乌斯藏——这一失于照应不只是后文再未提及这一段行程，还有更重要的罅漏，师徒西行过一国必换通关文牒（不少磨难即与此有关），就是并非国家的玉华州都盖了印，但乌斯藏却未闻用印，女儿国的故事里作者曾经把通关文牒所列之国一一表出，其中确无乌斯藏。那么基本可以确定，这一节故事确是作者“夹塞”放进去的。
当然，说其后再未提及乌斯藏也不妥当，原因就在于，奔波尔灞的老家或许就是这里。根据《西游记》的描述，乱石山碧波潭当在牛魔王所在的积雷山附近，因为牛魔王与碧波潭的万圣龙王交了朋友，互相宴酬，应该相距不远。当然，积雷山与碧波潭都是作者虚拟的地方，不用太当真，但其地理方位却大可按图索骥。在火焰山时孙悟空问土地：“积雷山坐落何处？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回答：“在正南方。此间到彼有三千余里。”火焰山在今吐鲁番，向正南三千里，若论直线距离，大概在今天的日喀则地区，但古人所说距离一般指路程，则可能在今天的纳木错附近。当然，《西游记》凡是说距离都可能会有夸张的地方，但即使以两千五到三千五百里路的范围来看，也一定在当时的吐蕃。
为了确证此点，我们还可再看一下祭赛国的位置。本来《西游记》在师徒西行过程中很少具体讲某国方位，而祭赛国这里却特意交待了一下。金光寺僧人说：“此城名唤祭赛国，乃西邦大去处。当年有四夷朝贡：南，月陀国；北，高昌国；东，西梁国；西，本钵国。”“西梁国”指唐僧师徒刚刚路过的西梁女国，实即历史上的东女国，“高昌国”则指古代历史上位于吐鲁番东部的高昌古国，可知作者把虚拟的祭赛国放在了吐鲁番之南，据二小妖的自供“住居在本国东南，离此处路有百十”亦可知与西藏对看方位无误。当然，这里的“路有百十”只是随口的约数，究竟有多少并且与前所言“三千余里”如何换算已无法究诘，因为师徒四人过火焰山后并非向正西行走，祭赛国在高昌国之南，则知四人是向西南行进，书中又未言及走了多远，故无法参照指认。综合这些信息，我推测这个“奔波尔灞”的命名灵感来源于吐蕃，请试论之。
我们知道，藏地在唐代称为吐蕃，藏人称其地为“蕃”（藏语bod）。这种自称与藏族本土固有的原始宗教苯（bon）有关，藏族学者根敦琼培在《白史》中即指出此二字“音相近”，而且“二后音亦多互用”。另外，藏人称其地居民则为本巴（bod-pa），有学者又认为“‘本’（bon）这一名称来源于动词‘本巴’（bon-pa），‘本巴’一词表示用拼作圣歌的咒语去交通神灵”。而原始宗教苯后经过辛绕米保切的改造，成为苯教（bon-po），音译为“苯波”、“本波”甚至“崩薄”、“奔布尔”。此教后在公元八世纪与佛教逐渐融合，但其对西藏的文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奔波尔灞”就是“bon-po-pa”的音译，即意为“苯教之人”，或者也可理解为“吐蕃人”。也就是说，作者让这两个小妖出自吐蕃，便依他对乌斯藏的粗浅了解，用音译的方式给它起了这样的名字。当然，有人会问，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西游记》作者是否对藏语有“粗浅的了解”并足够以音译的方式命名。事实上，前文所引资料已经可以证明此点了，那便是《西游记》在介绍祭赛国地理位置时举出的“本钵”国，其实正是也被译为“苯波”、“本波”、“崩薄”、“奔布尔”的苯教（bon-po）。这里“奔布尔”一词与“奔波尔灞”的相似度已达75%了，如果有人认为中间那个字是“布”而非“波”，我们也可以不计较音译选字的问题而提供新证据，苯教的“奔布尔经”也叫“奔波经”，由此可知作者对乌斯藏并非仅感兴趣，则对此译名的推论也当非向壁虚构了。
《西游记》的奇异命名给读者带来不少的谐趣，比如鳜都司、鳝力士、鲤总兵、鳜少卿、鲤太宰之类，《西游证道书》中汪象旭点评说：“种种官名俱趣，但不知有鳖相公否？”这是他牵合民间俗语“王八”和“相公”而提出的谑词，但第四十一回还真出现了一个“龟相公”，可以感觉到作者极富幽默感。本文所讨论的马流、崩芭和奔波尔灞、灞波尔奔也同样令读者捧腹，但与前者又有不同，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只不过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译，初读时的谐趣便没有了——或许，这篇文章本不该写，因为保持朦胧、混沌带来的幽默感可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