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silkroad”的中文译名，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是由有四千年历史的“玉石之路”演变发展来的，因此提出用“玉石——丝绸之路”或“玉石之路”来修正或代替“丝绸之路”这一外来名称。”但是，不管是“丝绸之路”还是“玉石——丝绸之路”或“玉石之路”，从文化或文明交流的角度看，它名字代号背后蕴藏的本质——联结东方与西方文明是完全一致的。
“玉石之路”历史悠久，“丝绸之路”的开辟者也有史为证，在今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中记载了张骞与丝绸之路开辟之事。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成就帝王伟业、开疆辟土的一部分。今日新疆的历史也借这条道路的开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从此以后，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兼中转站，新疆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与祖国中原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张骞开辟丝路后，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设置郡县，加之一系列军事和行政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要道。汉王朝经略楼兰道，设都护府保证了丝路中段及西域道南北二道的畅通。东汉时期，通西域的“伊吾道”打通后，“楼兰道”仍旧继续使用。畅通的丝路将汉王朝与西域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多元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交融与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汉朝建设和维护丝绸之路
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长达七千多公里，横贯欧亚非三大洲。其中西域道往西，西到欧洲，南到印度的中国境外路段通常被称为丝绸之路西段。张骞开辟丝路这条东西交通大道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亚、西亚地区，以及由希腊人、波斯人开辟的这些地区与欧洲的沟通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西段，已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过河西走廊沿天山以北到中亚的道路（杨镰先生称之为天山走廊），对游牧人来说早已经不陌生，先前乌孙和大月氏西迁都是沿此路到达伊犁河流域，再通过塔里木盆地。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绿洲小国宗派林立，且为匈奴控制，不便通行。河西走廊地区也被匈奴所占据，所以从中原至中亚，甚至更遥远的西方之间的道路是没有畅通的。张骞两次出使以后，汉王朝苦心经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疏通了丝路的东段——河西走廊和中段——西域道，东西交往才最终才得以实现。
汉朝在河西地区首先设置了酒泉、武威二郡，后又设立敦煌、张掖两郡，后来并称河西四郡。公元前11年，汉朝筑令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附近），复又筑令居塞，为汉朝河西长城首起之地，以东与黄河沿岸所筑的塞防相依靠。公元前年，汉朝在酒泉以西筑守关卡，西至玉门关，在玉门关以南约80公里处复设置阳关，两关扼守着西域通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道，也是西域进入中原的最后关口。
从洛阳或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阳关和玉门关后径直来到西域。最早明确记载西域道的是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域传》。按照《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南北二道的起点分别在部善与车师，但王国维先生却认为：
“今按汉时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然则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
孟凡人先生在深入研究了黄文弼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罗布泊东北部的土垠遗址后，认为这里就是出土汉简和史籍中记载的“居卢仓”遗址，它的职能一是仓储，二是交通站。它处在西汉唯一交通主干线“楼兰道”的咽喉部位，是南北二道的分途点。
“它东通敦煌，西通渠犁、龟兹和乌孙；南通伊循接西域南道；北通车师连接西域北道，并可达天山北麓地区。”
西汉王朝为打通西域全力经营楼兰道，自武帝听张骞之言欲通大宛，到设立护南、北二道的“都护”。在这五十余年，我们从孔雀河北岸留存的连成一线的汉代烽火台和伊循故城、土垠遗址以及史书中记载的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等记述中，可以体会和想象西汉为开通西域道路、经营西域付出的努力及做出的巨大贡献。
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东天山一带被匈奴控制，占据吐鲁番一带的车师国也受制于匈奴，经过车师的西域北道远远不如南道安全。所以北道所能到达的康居、大宛等国和中原来往时，也多选择走南道。
东汉通西域的道路，也分南北二道。南道仍旧是自部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北道正如《后汉书·西域传》的“序”中所记载：“自敦煌出玉门、阳关，涉部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有的学者称之为“伊吾路”。孟凡人先生认为：“东汉通西域主要使用‘伊吾路’。但是，由于东汉与匈奴的斗争形势变化莫测，很难确保‘伊吾路’一直畅通，所以‘楼兰道’仍被保留。”
汉朝通西域的道路打通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的频繁，这一为“制匈奴”服务的军事干线，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越来越明显。它使汉王朝拥有了“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致四方异物”的帝国气象，这也是汉之后历代王朝欲经略西域，建设、重视和维护丝绸之路之根本原因，丝路的畅达也为处于东西交通枢纽的新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丝绸之路开启的西域历史新纪元
汉朝打通了通往中亚和印度的道路，大大促进了陆路之间中西文化的交流，对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新疆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在公元前年，匈奴右贤王一翼侵扰汉河套地区，遭汉武帝的谴责后，匈奴单于“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支击之”。匈奴王向汉王朝通报击败月支的信中说道：“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一历史记述表明，此时西域处于匈奴统治之下。
匈奴军事政权由三部分构成：左、右贤王廷和中部的单于。西域为右贤王的属地，由右贤王统治下的日逐王进行管理，统治西域的最高首领“僮仆都尉”驻守在今天库尔勒附近。匈奴对西域属国实行“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政策。来到西域各国的匈奴人，“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西域诸国当时被匈奴视为奴隶，是他们与汉王朝打仗时可以凭借的“府藏”。
西汉王朝为打败匈奴、断其右臂，遣张骞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并结援乌孙、开河西四郡、伐大宛、征车师、收楼兰，苦心经营通往西域的道路。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任郑吉为“护部善以西使者”，使部善以西诸国。公元前60年，复任命其为护南北道的“西域都护”，官舍位于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
西域都护代表汉朝管理包括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内的西域诸国，同时也肩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使命。通往西域道路的通畅表明西汉王朝已经将匈奴势力逐出塔里木盆地。西汉王朝在西域设官置守、行使行政权，其诸国的包括距离汉朝都城长安的交通距离等情况都被记录在汉王朝的官方史册中。丝绸之路的通畅将西域与西汉王朝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此西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汉代丝路繁荣景象的描述有很多，丝路的兴旺与发达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等通过西域传入西方，西方的玻璃制品、物种（如首蓿和葡萄）及作为“贡品”的各类“方物”等也通过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在迎来送往中，西域中转站和交通枢纽的地位愈发凸显，且分布于丝路南北道上具驿站性质的西域诸绿洲小国也受惠于这条东西大通道。
西域诸国更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维护丝路的畅通，汉王朝在丝路沿线屯田、屯戍部队，他们战时为军，平日则屯垦务农。一来保护了丝路的安全，二来减轻了西域诸国供应商客、使节的负担。西汉都尉桑弘羊在关于西域屯垦的奏疏中说，渠犁、轮台“旁国少锥刀”，意思是说这些地区缺乏金属工具，随着屯田戍卒们驻扎西域，也将内地先进的生活和生产用具带入西域，如镰刀、铁犁钟、链、锄等等，有学者于年、年分别在伊犁昭苏县和尉犁县发现铁犁钟，经考证它们与中原汉代的铁形制极其相似。
除生产用具外，屯田的戍卒们也将中原先进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带入西域。据考古发现，内地先进的制陶、冶金技术及栽桑养蚕技术，皆是丝路开通后引入西域的，如库车、尼雅、洛浦等地发现的炼铜、冶铁遗址中，可以看出这些技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程度。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大大促进了西域诸国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西域小国寡民和三十六国的历史状况逐渐让位于新崛起的于阗、部善、龟兹、疏勒、车师（以后的高昌）以及焉者等几个较大绿洲国，它们称雄于汉以后的历史舞台，对公元3世纪后的西域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地处欧亚非结合地带的西域就是东西方人口交汇的地方，人是文化交流的载体，生活在这里的先期居民，其人骨、体质都表现出东西方人种混杂的特征，这是文化交融最直接的体现。丝路开通后，西域地区的东西方人群交往愈来愈频繁，文化交流也有所增强，西域诸国之间人群的联系更为紧密，交流也更加便利。文化随着人群的往来而流动，外来的文化与西域诸国原有的文化碰撞、融合。
西域当地居民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后，创造出极有魅力、具有融合特征的西域文化。斯坦因因此感叹和赞赏，年元月，斯坦因来到后来被他称为“我的庞贝”的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耐着彻骨的寒冷，认真检视每天的猎获物，清楚地感受到相关文物后面混融着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希腊化的中亚文明的特征。”
最直接体现汉代西域人民融合东西方文明成果，进行创造形成文化产品当属于木质的迭卢文简牍，它的内容与形式最能反映汉代西域的历史与文化。迭卢文简牍最早发现于丝路南道从和田至楼兰的一线遗址中，尤其汉代精绝国之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数量最多。怯卢文木质简牍有矩形、楔形、长方形等形式，其封缄方式为先用细绳捆绑、再填塞封泥并在封泥上加盖印记，这些都模仿自汉代的木、竹简牍封装样式。
封泥的印文有汉文“部善郡尉”（亦有释读为“部善都尉”）的篆体印记，但更多印文图案则是斯坦因“自己熟悉的雅典娜、伊洛斯、赫拉克勒斯、宙斯神像”。简牍上的文字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王朝使用的官方文字，这种文字曾经通行于今印度西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商业贸易传入汉代，这些文字成为丝路南道于阗国至部善国这些国家继汉文之后使用的主要文字，它们被用来在最具汉文化形式的简牍上书写当地社会经济文书、法律文书和国王的谕令、佛教文献等，这一多元文化的创造体现了东西文化在汉代新疆地区的交互融合。
汉代的于阗国人为适应丝路贸易之需，创造了和田马钱，此种无孔打压的钱币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和田马钱是古于阗人吸收东西方文化后创造的。所以钱的一面为汉文，一面为伏卢文，又称“汉怯二体钱”。汉迭二体钱有大小两种，小钱的铭文“六铢钱”中央符号有人认为是汉字的“贝”，大钱正面有一圈汉字铭文，篆文为“重廿四铢铜钱”。
钱的背面中央为马或骆驼的动物像，四周外圈为迭卢文铭文，译为“大王”“众王之王”“王中之王”等尊号。此钱的铸造与流行时间，上至公元73年班超来到于阗以后，下至公元3世纪后迭卢文在于阗不复通行之时。
结语
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中原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原汉文化对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产生深远而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汉代西域人制作工具、兵器时“颇得汉巧”一般，已经内化为他们引进、吸收，转而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两汉时期西域诸国仰慕汉文化、“乐汉家礼仪”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史书》
《后汉书》
《汉书》
《丝绸之路》
